“漫游”和“旅行”
总体而言，在巴金的小说中，这些家里家外的人，在“家”与“城”之间徘徊行走，构成了特殊的“城市漫游”或“城市旅行”。这些城市漫游者不同于本雅明提出的有闲、有产的士绅阶层的“都市闲逛”，巴金所写的大多是文化人对理想生活的寻找。在《家》的开篇便是觉民和觉慧两兄弟在街道上行走，结尾处则是觉慧的离开，开启从“成都”到“上海”的“城市旅行”。《憩园》的开篇是黎先生游走在成都的街巷，明明是回到家乡却感受到一种“异乡人”的隔膜，直到遇到了他的老同学，继而才来到了姚公馆。而在姚公馆居住的这段时日，他又通过结识来姚公馆花园里摘茶花的寒儿而了解了杨家的事。故事最后，在杨梦痴和小虎身死之后，黎先生从姚家坐车离开了。甚至到了《寒夜》中，同样是以汪文宣的城市“漫游”继而归家开篇，曾树生走在重庆的街上作结。
从一座城走向另一座城，从“家庭”到“街头”，空间结构在变换，个人体验在转变。当这些人一次次地闲逛于街头，在城市之间来回迁移，巴金也在借这两重符号去追问人类合理的生存边界。
可以说，从《家》到《憩园》，当“公馆”大家族渐渐地被分化为小家庭之后，尤其是面对着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生活，家族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大众对城市的要求提升，愈来愈多的人不仅要思考“家”是什么，更迫切地要去寻找能够妥善安放自身的“城市”。城市、家庭、人构成了三股力量，不断地纠缠，来回地摆动。一些人想要逃离出“家”的樊笼，他们渐渐地走向街头，走入其他城市；可也有另一些人，当他们丧失了曾有的经济和文化优越性，在城市中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又渴望那个离散的家庭能够团聚。《憩园》中的黎先生、《寒夜》中的汪文宣即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不过相较于欣然拥抱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智识青年觉慧，黎先生、汪文宣更像是时空旅人，小说中的他们和同辈人之间更像是一场五四新文化理想与20世纪40年代凡俗生活的博弈。
巴金说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在他的小说中力求一种“五四”情怀的抒发。“激流三部曲”中觉慧以青年人离家完成了“五四”叙事，可至20世纪40年代，巴金一直想要写的觉慧到了上海后的“群”的生活却始终未能成形，他又以一种倒回的模式再次探寻家庭书写。《憩园》的开篇黎先生回到“故乡”成都，这便是一种回溯。可来到成都后，物是人非，他感受到了“异乡人”的孤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情，很多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知识青年为了生存融入了市民生活中。巴金在创作《憩园》时便将这样的情景以文学的方式摆在了读者面前，在《憩园》中，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以“万昭华”为中心的两个家庭的叙事，一条是以“黎先生”为中心的“闯入者”的叙事。万昭华为中心的公馆生活是20世纪40年代生活情景的再现，而黎先生的“回故乡”又“离故乡”则表达了巴金在20世纪40年代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坚守。
在《憩园》中，黎先生和万昭华对话时，万昭华的温情和善意抚慰了对未来迷茫的知识分子黎先生的心，但她同样也把一个“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市民生活摆在了黎先生的面前。当她说“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黎先生纠正她说“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她却道“这是差不多的意思”。万昭华所信奉的“互助、友爱”的价值观成了她为家庭牺牲或者在乱世中“活得有意义些”的最好的注解，黎先生亲眼见证了文学理想在世俗生活面前被更改。在万昭华面前，他摆不出曾有的智识精英的“优越性”去启蒙这个被压抑的个体，像《家》中觉慧帮助淑英一样，去拯救万昭华脱离家庭的苦海，彼时的他和万昭华一样是失落的个体。黎先生的茫然正是巴金的矛盾之处，他一方面眷恋此种友善背后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方面又不得不小心此种“道德自律”背后的“自我隐藏”。当轰轰烈烈的以个性解放、人的觉醒为社会思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幕后，当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极大的分裂后，他们不得已走出曾引以为傲的文化的象牙塔，来到更广阔的日常生活中。见识了多样的世情生活之后，鲜活而多样的市民生活或乡村体验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体系，使得他们发现原来在北京、上海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面对着生活强大的包容能力和多种多样的人群，他们不再是一副启蒙者的姿态，只是说“各人有各人的世界”，承认了生命的多元性。丧失了精英地位的他们，一方面害怕被这种庸俗的实际主义所裹挟，一方面却又无法重建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曾有的以知识和文化为核心的社会重心。黎先生的“异乡感”正是巴金借由空间结构的不熟悉而表达出的同辈人之间的淡漠与思想差异。
从《家》到《憩园》，时代在改变，生命也有起落，可是知识人的“漫游”没有终止，他们依然借“漫游”“漂泊”观照个体、责问家庭、反思社会。“家”与“街头”、“故乡”与“异乡”，巴金通过多重空间的来回变换，始终秉承着“五四”的精神衣钵，以个人的“游”发现和探问着妥善、合理的“群”的生活。
“个体”和“群落”
从“激流三部曲”到《憩园》《寒夜》，小说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群”，在《家》中最大的群体是以家族/家庭为代表的群落，在这样的群落中，青年群体通过阅读新的报刊杂志和现代学校的学习，从而渴望脱离原有的部群，走向更为现代的生活。在觉慧、觉民、琴等现代知识青年人的心中始终有着“上海”的幻想，那座现代城市是他们对新型文化的想象以及对五四精神的投射。可在20世纪40年代，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所构想的重新部落化的愿景并未真正达成，当他们逃离出家，始终未能找到全新的群落集合体，这也就是巴金的“群”难产的原因。
《憩园》中黎先生便是“群”生活难产后的坚守者，当他面对着万昭华、姚国栋等曾经相似的人，包括熟悉的故乡，却始终未能有效地表达出内心所想。《寒夜》中的汪文宣和曾树生忙于生计，想要逃离经济与情感的双重困局，可无论是逆来顺受的汪文宣，还是用尽一切办法想要找回曾有的城市生活感受的曾树生，那些过往的理想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上海幻梦中。黎先生、汪文宣、曾树生，他们在“家”与“城”之间来回辗转，在各种各样的群落中颠沛流转，却始终不知归路何处。知识青年们情感和表达的失败造成了无数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漂泊的人”。
在古代，许多世情小说中还未有“城市空间”的概念。“金碧辉煌的长安”“十省通衢的洛阳”以及“东京梦华的汴州”，它们先是“朝都”，进而才是个体能够安身立命之“城”。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严苛，使得“人”的“进城”大多与“入仕登科”“婚丧嫁娶”有关，人的迁移与流动大多与权力体系和家族关系挂钩，城市的生存空间对人的影响不大，或者尚不构成“生存价值”。作品中也较少涉及家庭之外的其他城市空间的描写，当人一旦与家族产生矛盾，那么他们唯有寄希望于神佛之道，以求灵魂的解脱。可在现代中国，当一批青年开始撕开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想要真实且充分地表达自我意志时，摆在他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要在家族之外另选一处可归属之所。于是乎，他们发现了城市空间，如街头、广场以及电影院、咖啡馆、博物馆，这些公共空间被他们赋予了全新的象征意义。可在《憩园》和《寒夜》中，以“家”为单位的“群”仍旧问题重重，而《家》中以现代城市为想象的合理的“群”则失效了，从“五四”一代传承下来的精神信仰在物质生活面前不堪一击，人们的生活空间变窄了，人生格局也小了。巴金很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变化，他也试图在小说中以自然情谊为系建立另一种“群”。黎先生来到成都，他和姚国栋只是同学之谊，和万昭华初次相识，与寒儿一家更是非亲非故，但他却友善地帮助他们，倾听他们的苦闷。在这座憩园里，他真正与这些人建构起了“群”的关系。巴金相信个体的价值终究会在“群”中体现。只是此“群”非彼“群”，是觉慧遥想的以现代城市为标识的“群”，而不是万昭华生活的“群”；是真挚情感环绕的“群”，而不是淡漠与隔膜的关系总和。其实早在小说《家》中，巴金便在向和谐的、能够互相合作的“关系”“情谊”妥协。觉新与梅遗憾错过，可当瑞珏来了高家，高觉新接受了瑞珏的真诚的情感；当高老太爷去世，觉慧和觉民在某一刻与高老太爷也达成了和解，如同觉慧接受鸣凤有一位有钱的父亲。当和谐的、平等的、友爱的关系一旦形成，巴金并没有太多的指责和反对。
或者可以说，巴金始终承认“情”之可贵，他曾这样描述友情：“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了它生命就没了光彩，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在巴金的眼中，友情的分量极重。《家》《憩园》中均可以见到这样纯洁的、有生命光彩的友谊。而在20世纪30年代，巴金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好友相伴的青葱岁月。
1932年巴金去青岛，沈从文将自己的宿舍给巴金居住，为巴金的写作创造了极好的环境；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巴金受邀来北京，居住在沈从文在达子营的新家中，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里，巴金住得很舒适，在他回忆中，除了每每吃饭，沈从文总是让他上座外，他没有因为客居而感到任何约束，“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后来，巴金迁到了三座门大街14号，与靳以、郑振铎一起操办《文学季刊》。这个地方见证了巴金与卞之琳、李健吾、萧乾、王辛笛等人的友情，也留下了那段岁月中最珍贵的回忆。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南屋客厅旁的那间阴暗小屋中，巴金一口气读完了曹禺的《雷雨》，被那一幕人生的大悲剧给深深震动了。在以文会友、与友人们并肩前行的、为了理想的事业共同奋斗的那段岁月中，巴金感受到了最天然与纯粹的情感。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志向高远，“身边也少有干扰”。他们游走在北京的街上，“逛东风超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晚年的巴金时常回忆起那段时光，与好友相伴的日子是他最愉快的记忆。那时的巴金走出家庭，找到了另一处寄居之地，通过办刊，巴金将“个体生命之发展”与“群体生命之发展”维系在一起。虽然居住的房屋简陋，可人的情感充盈，极具生命活力。
可以说，三座门时期的巴金融入的“群”中不仅有情，还有他乐此不疲、为之奋斗的“志业”。巴金所向往的“群”是因情而聚，因志而合，在这样因情而缔结的“群”中，个体的“志业”才能得以实现。
以此来看，在巴金的小说里出现的众多职业中，为全人类命运而奋斗的工作是为理想的“志业”，应付生活，或者只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地位声誉而投机取巧的工作则为普通职业。在写作上，那些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者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他大多不浪费笔墨。只有那些“漂泊的人”，他更愿意倾尽笔墨去书写他们的“志业”，写他们志业和职业合一时的愉悦，写他们“志业”难寻时的惆怅与寂寥。觉慧和觉民以“学生”的身份找到了新生的力量，他们的“职业”和“志业”合一；黎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为了“理想而工作”的追求，纵使他曾有的文化优越性逐渐遗失，可他依然握着笔杆子坚持写作。无疑，这三人相对“幸福”，因为他们的职业和志业合一。可在《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则颇为不幸，他们的教育理想得不到施展，工作只能是维持生活的开支，“职业”和“志业”渐渐分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汪文宣忍不了在工作中的指责，曾树生拼了命地羡慕着那些“工作”的人，这两个已经拥有了“职业”的人还是没办法放下他们的灵魂“志业”。
如同黎先生和万昭华的多次对话一般，巴金不止一次地与多种群落里的人探讨何为真正的生活。生活千千万，每个人都在与生活展开搏斗，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反抗着复制粘贴性的世俗经验，试图改变被规划好的生命轨迹，努力超越冗杂的、市侩的、庸俗的世俗生活，为自己的理想“志业”奋斗不止。在巴金看来，无论如何，个体的“志业”在群体中的失语终究是一场消逝的春梦，而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建设全人类命运的共同愿景，也许这才是奔腾的激流。
于个体而言，“家”是人们生存的基本形式，也是最基本的集体社群形式，当这些集体中的人“分散”成独立的个体，当这些人走向更大的社群集体，个体与家族、家庭与城市、个体与社会、家族与社会等多对关系亟待我们去深入考察和辨析。“家”是中国人共通的情感纽带，尤其是在交通便捷、通信发达的今天，当人的空间迁移逐渐叠加，乡镇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和“城”愈来愈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家”成为“乡愁”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寄托着我们的情感与怀念。“回故乡”渐渐地演变为“回家”“回城”，关于何为“原乡”的探讨，也渐渐融入了“原生家庭”的追问，而年轻人热衷的“Citywalk”也是一种“城市漫游”。实际上，当我们回望巴金作品中的“家”与“城”，不仅能够借助经典作品与历史接轨，窥探出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生存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精神诉求，亦能够辐射当下，形成与经典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