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事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专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运营的突破，符合市场规则，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宝贵经验。并提出这是技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即专利价值不仅在于所有权，还在于“战略分配”。这是中国企业正在从单纯的知识产权生产者向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链”转变。
也有人认为，将中国专利出售给美国投资机构，反过来借助域外的司法制度再向中国企业收取专利费，是一种缺乏责任感的行为。
国外对此事的看法多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专利全球化的一种自然表现形式。持后一种观点的，多来自国内，更多是从爱国情怀和产业自主角度来考虑。
对于后一种观点，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还没有给中小实体创造一个可以预期的收回研发投资的信心。上海朗帛但凡是能在国内实现正常的许可运营，何必退而求其次的作价让利给海外机构呢？
但是从现实来看，有哪家中国企业愿意接受许可？恐怕没有吧，包括号称最尊重知识产权的手机企业，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愿意主动”接受许可。反映出来的背后现实就是，中国还没有形成像西方裁判制度那样的威慑力，让人必须要尊重知识产权，否则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事实上，如果复盘上海朗帛的成本和收益，可以想象出，几十或上百的研发人员，几千件全球专利要申请和维持，如果收益仅仅是靠着不时卖一点专利给个别企业或参与物联网专利池，没有持续的许可营收，即使与苹果达成许可成为一个很大的收入缓解，但是如果未来的许可前景依然渺茫，还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通过诉讼的手段才能达成目的的话，那么坐吃山空，从经济上拖垮上海朗帛，可能就是其最终的结局。
因此，寻找更大的投资或收益，才是此类NPE能够存活的最后出路。
这也是为何在专利诉讼领域，诉讼融资非常发达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创新者能够通过一个公平的专利制度，让侵权者为创新付费的唯一机会。有了融资，就能与更大和更有实力的企业抗衡，避免创新被大公司所攫取。
两天前，著名的诉讼融资的金融机构Burford发布了一份《2025年专利货币化调查》的报告（知识星球），该报告中的一些数据和趋势，值得国内企业关注。
报告提到，有越来越多企业内部律师（79%）希望将公司的专利变成资产，而不仅仅是负债。 并且有73%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相比于10年前，专利货币化有所增长。虽然如此，但是有79%的企业内部律师表示，企业仍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专利组合未得到充分利用。有72%的律所律师表示，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了企业发起诉讼的因素。
目前的趋势是，有71%的企业内部律师表示已经剥离了（或正在考虑剥离）专利，56%的企业内部律师表示，现在竞争对手比以往更有可能剥离专利。报告尤其提到了日本和韩国企业，这种倾向非常明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其是以全球化的视角，就会发现上海朗帛与Fortress的这场交易，本质上也是创新和收益全球化分工的产物，朗帛负责研究，Fortress负责收益。
实际上，在此之前，朗帛应该还有一个离直接获得收益最近路径，就是以许可人的身份加入Avanci专利池。
也就是，让Avanci给“招安”了。
这不同于朗帛在，需要运营很久可能才有收益。Avanci作为一个成熟的项目，只要朗帛想加入，应该很快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
但是直到出售专利给Fortress，朗帛也没有加入到Avanci，细品其中的原因，无非就是双方商业利益没有谈拢。朗帛应该是希望自己专利的价值被合理认可，但是从Avanci角度来看，如果要做一个相对中立的平台，而不是大多数代表专利权人的专利池那样，就必须要在权利人和实施人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
也就意味着并不是专利权人的所有期望都会满足，甚至有可能要站在实施人的角度让权利人放低许可姿态，甚至是向权利人来反向砍价。当初外界一直在传闻华为会加入Avanci，但迟迟不见结果，恐怕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也在于此，Avanci很可能给华为在池中的收益要出乎华为预期的低。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分散的专利，各自商业化后的总收益有可能会变高。这也是为何会有很多大的权利人，通过剥离专利再各自行权的方式，来增加总收益。上海朗帛此次将专利分成V2X、4G/5G不同包出售，应该也是考虑了这一点，希望获得最大的商业价值。
而与这种模式相反的，恰恰就是专利池。专利池的最重要作用就是能够将更多分散的专利汇聚到一起，并设定一个打包价格。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在这种商业模式下，权利人有时对专利池的“不满”，恐怕并不比实施人低，上海朗帛或许就是其中一例。只是目前的舆论基本上都被实施人对专利池的不满所占据了。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当属在英国起诉Avanci和InterDigital的案件了。最近，IP Fray提到了这起案件在英国的最新更新状态是在4月4日，与英国最高法院是否受理本案的上诉有关。
就在上个月，英国上诉法院驳回了特斯拉请求英国法院裁决Avanci 5G专利池FRAND许可费用的管辖权上诉。在此之前，英国高等法院已经驳回了一次该案。两次都是认为英国法院并不是审理与专利池有关定价的合适法院。
不过，在上诉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阿诺德大法官用很长的篇幅阐述了其观点，认为英国法院对本案在一定程度上是拥有管辖权的，应该允许本案进入审理。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判决后面，Philips和Whipple两名法官均不同意阿诺德法官的观点，认为Avanci缺乏合同约束，因此英国法院不拥有对Avanci的许可费的管辖权。
最终，本次上诉以2：1的结果，驳回了特斯拉的上诉。
反对英国对本案拥有管辖权的两位法官分别从专利权人是否做出了合同承诺，商业便利性是否成为要求Avanci提供FRAND的依据，特斯拉请求的正当性等，进行了论述。
从我与行业内一些SEP专家的交流中，对英国法院此次做法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家对于英国法院善于在双边矛盾纠纷中解决FRAND许可费率外，还能在专利池一级解决FRAND许可费的问题，普遍持怀疑的态度。大多认为驳回对英国法院来说是个好事，避免为英国法院带来更大的不确定影响。
因为自UP v 华为案后，英国法院确认其拥有裁决全球FRAND许可费的管辖权，并做出裁决后，世界的SEP秩序，自此之后进入了“英国时代”。
此后有大量要求英国法院裁决SEP许可费的案件申请，英国法院也在一开始支持了权利人的立场，到目前却是在更多的做出有利于实施人的立场。英国法院在这一轮回转中，也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阿诺德大法官甚至在近期参加的一次SEP会议上，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国家法院设定全球FRAND费率是潜在的问题，并呼吁建立全球仲裁中心。言外之意，法院似乎在SEP的裁决上已经越陷越深了。
所以，这也是本次上诉案中奇怪的一点，阿诺德大法官一方面希望由仲裁中心来解决类似问题，另一方面在上诉判决中，又旗帜鲜明的认为法官其实可以裁决专利池的FRAND许可费问题。
导致前后出现矛盾。
事实上，本案反映出来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实施人群体希望借助法院裁判专利池FRAND费率的方式来获得比专利池本身开价更优惠的许可费，例如欧洲最大电子消费品厂商Vestel之前向英国法院提出裁决其与Access Advance之间的HEVC专利许可费一样。然而该案也是被驳回了。
此外，就是中国法院在TCL和Access Advance之间的纠纷中，明确表示了中国法院可以裁决专利池的费率，但是由于双方和解，此事也未有进一步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