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军李略｜独异性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回顾与思考

《港澳研究》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管、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旨在为港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会员搭建一个交流、探讨、争鸣的平台，内容包罗港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港澳与内地关系等方面，常设栏目有政法论坛、经济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2021年4月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2023年1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政治学核心期刊，2024年4月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23年版）》，2024年5月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评为2023年度政治学最受欢迎期刊。

《港澳研究》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理论研究与港澳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继续为推动港澳研究在理论、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繁荣和发展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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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面对三地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差异，探索高等教育领域如何实现求同存异、优势互补，防止同质化，对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乃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独异性社会的基本概念、影响及对大湾区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对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的历程、具有独异性特征的典型案例、经验与挑战等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应承担起促进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和增强青年国家认同四个方面的独特使命，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等目标，强调要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教育示范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2023年，习近平视察广东并赋予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新使命。大湾区“9+2”的城市群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如何看待和善用这种其他湾区或区域所没有的特殊性，落实好《规划纲要》、承担好使命任务，是大湾区战略深入实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提出的“独异性”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独异性社会的基本概念及影响

（一）独异性社会的基本概念

莱克维茨是当今德国活跃的知名社会学家，他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创新性提出独异性社会这一概念，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集体、平凡与独特之间的复杂关系，详细分析了从工业化现代社会到独异性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一变迁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该书获2019年世界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项莱布尼茨奖。书中的核心概念“独异性”指的是在当下世界中，所有人和物品都在追求独特性和个性化。这种追求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一种社会期望，从而形成独异化趋势。在经济和科技的推动下，独异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独异化趋势的影响

独异化是与普适化相对的概念。普适化可以被视为主导整个工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逻辑，而独异化则是对这一逻辑的挑战和超越。为了论证独异化趋势的形成以及这一趋势如何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在生产领域，普适化的典型代表是福特主义，它强调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独异化则表现为个性化与定制化生产、小批量与多品种生产、灵活制造与智能制造等。经济领域，当今社会正在从大众经济、功能经济逐渐转向了以创意产业为典型代表的独异经济。在工作领域，高端知识人才的劳动更加追求独特性，例如现在许多科技公司允许员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这种工作模式被称为“远程办公”或“弹性工作制”。在数字化领域，典型案例是个人IP打造品牌，用户账号主页个性化、实时变化，网络也根据用户的特性推送独特的内容等。在消费领域，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产品，而是追求能够满足个人需求和品味的商品。数据显示，定制化产品的市场份额在过去几年里显著增长，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正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在教育领域，独异化趋势同样影响深远。比如，现代教育体系越来越强调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以促进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比如，教育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鼓励学生追求独特性和创造性、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等，以适应未来需求。正如莱克维茨所言，“学校已经不能像20年前那样，只要按国家规定的大纲教课就行了。每所学校都得，也都想要有点与众不同，必须并且也愿意精心打造自己的教学特色，还会帮助学生（及家长）安排特有的发展道路。而每个孩子在家长眼中——至少是那种新的知识中产阶层家长——都是有特殊天赋和特色的人，要把这些都发掘出来”。

（三）独异性概念对大湾区建设的借鉴意义

大湾区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其天然的独异性基因。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实现优势互补、双向奔赴，绝不是内地对港澳的同化或者大湾区范围内的简单融合与同质化。正如莱克维茨所言，独异才是王牌，不凡方获推崇。大湾区建设必须按求同存异的原则保护多样性，鼓励各地域彰显个性，创造不凡。“异”是大湾区的一种历史与客观样态，这种“异”更多体现为一种多样性，而不是一种对立。存“异”，对于大湾区建设而言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胸怀、真诚和尊重。只有适当地存“异”，大湾区优势互补才可能发生，发展共同体才可能真正形成，才能为大湾区的创新提供适宜的人文环境。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待大湾区高等教育的独异性，既应该有足够的胸怀予以尊重，更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加以善用。

高等教育合作是大湾区各领域深化合作的一个缩影，分析其独异性的借鉴意义需从大湾区建设的整体视角来把握。从政治层面看，“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体现了“求同存异”的中国智慧，本身就隐含着对港澳独异性的尊重和维护。2019年12月，习近平主席肯定澳门“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谱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2021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强调“把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断推向前进”。2022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时总结提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成功实践的四条宝贵经验，专门把“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作为其中一条。中共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要“发挥香港、澳门优势和特点”。由此可见，保持独异性，事关“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中央对此有着深远的政治考虑。从文化层面看，港澳地区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区域内部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研究表明，46.4%的香港居民将粤港两地价值观的不同视作合作深入的最主要障碍。尊重各自的独异性，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融合，增强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有助于减少文化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增强区域内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法治层面看，港澳在法律体系、政策制度等方面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以教育体系为例，粤港澳三地在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和澳门的教育体系受到西方教育体系的影响，而广东则实行与内地相似的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合作中，尊重各自的独异性有助于保持教育特色，同时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以及与国际教育资源的对接。从发展层面看，大湾区旨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尊重独异性有助于激发区域内的创新活力，吸引国际人才和资源，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体系的交流与合作，加快新思想、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

二、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的回顾

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从未间断，香港、澳门回归后得到进一步深化。在独异性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合作正是顺应了现代社会转型的趋势。这种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的教育模式，而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更加注重个性化、创新性和国际化，这也正是独异性社会所倡导的，即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不断创新和追求卓越，以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共生。

（一）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历程

1.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6年）。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作为改革的前沿阵地，在高等教育领域率先迈出了与港澳合作的步伐。这一时期的合作主体多为三地高校和民间机构，它们基于市场需求自发组织，缺乏政府行政部门的正式介入和制度保障。合作内容以人才培养为主，特别是针对成人继续教育和在职人员的培训项目，旨在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在语言学领域的联合培养项目，以及暨南大学与澳门大学在管理学方面的合作，均体现了这一时期合作的初步尝试。总的看，由于政策限制和交流渠道的不畅，三地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合作相对较少，且多呈现零散化、非系统化的特点。然而，正是这些早期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2.广泛发展阶段（1997—2008年）。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合作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交流合作的协议，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策空间和制度环境。这一时期，人才培养合作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单一的学历教育扩展到联合培养、交换生项目等多种形式；科学研究合作逐渐走向正式化，三地高校开始共同承担科研项目，联合发表学术论文；学术交流合作也实现了常态化，各类学术会议、论坛和研讨会频繁举办，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特别是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协议的签署，两地教育部门和高校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机制逐步建立。三地在联合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合作、学生交换项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广东工业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成立了“粤港智能制造研究院”，旨在推动智能制造领域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中山大学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致力于中医药领域的科研创新和产业化发展。

3.深化拓展阶段（2009年至今）。自2009年以来，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步入了深化拓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以机制创新为核心，旨在推动三地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在政府层面，广东省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如《关于加强粤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和《关于加强粤澳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在高校层面，粤港澳高校成立了“粤港澳高校联盟”和“粤港澳高校创新创业联盟”等合作组织。这些联盟加强了三地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在办学机制层面，三地高校积极探索新的合作形式。比如，澳门大学在横琴办学，深圳大学在香港办学等，目前广东已建成7所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大学，超过全国数量的一半，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知名学府。这些新的办学模式与合作大学的建立，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教育选择和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在科研层面，科研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不断建立完善，粤港澳高校通过联合实验室、共同研究项目等形式，加强了科研合作，促进了科研资源的共享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比如，中山大学的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天琴中心”、精准医学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仪器设备均对港澳开放共享。

（二）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具有独异性特征的典型案例

1.澳门大学横琴租地办学。长期以来，办学空间狭小制约着澳门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土地使用权,并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在新校区内实施澳门法律和行政体系，授权有效期40年。新校园2013年11月5日正式启用，面积为1.09平方公里，是原校区面积的20倍，并且设立了十个住宿式书院，改变了先前有“校”无“园”的境况，成为澳门唯一一所采用“书院+学院”模式的高校。这种借地办学的独异性模式，突破了澳门土地资源紧缺、办学受限的困境，使澳门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盘活地缘资源到培育区位优势的转化，澳门高等教育的整体价值得以提升，对深化“一国两制”实践，加强大湾区的教育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澳门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重要里程碑。目前，澳门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年轻大学排名26、亚洲大学排名38、在葡萄牙语大学联会中名列第一。其工商管理学院已获得AACSB、AMBA和EQUIS三大全球商科认证，位于世界前1%商学院之列。

2.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粤港澳高校联盟是一个由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在2016年共同发起组建的非营利性大学合作联盟。该联盟旨在汇聚三地精英高校的优质教研资源，促进三地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科研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粤港澳一小时学术圈”，并助力大湾区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目前汇聚了粤港澳三地43所高校入盟（广东27所、香港9所、澳门7所），在联盟框架下先后成立了55个专业联盟，在文、理、医、工多个学科和高校事务领域积极拓展三地院校的务实合作。联盟的成立为粤澳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流平台，有助于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大湾区的人才高地、教育高地。比如，2020年成立的粤港澳高校智慧校园联盟，为后疫情时代粤港澳联盟高校的沟通合作带来更可靠的技术支撑和平台；比如，联盟通过探索相互承认特定课程学分、实施更灵活的交换生安排等方式，促进了三地高校间的人才培养合作，提升了区域内高校整体办学水平。2019年，该联盟作为推进大湾区教科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抓手，被正式写入《规划纲要》。

3.深圳大学在香港设立校区。2024年初，深圳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透露，深圳大学已率先设立了香港校区。《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但是长期以来，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主要是港澳高校“北上”到内地设立办学机构，是一种“单向流动”。深圳大学在香港设立校区的举措，实现了内地高校“南下”到港澳办学的新尝试，是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实现“双向流动”的重要里程碑，对于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通过开展联合培养、双学位、学分互认等，鼓励师生参与跨境实习、研究和创新项目等，可以更好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提升学校的国际化教育水平。比如，可以更好地与香港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有助于推动科研成果在香港的转化，服务香港产业升级转型，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比如，面对制度上的差异与壁垒，在提升办学自主权以及促进教师、科研设备、资金跨境流动等方面先行先试，将为内地高校“走出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价值。原深圳大学校长，也是这一设想的提出者李清泉认为，深圳大学在香港设立校区是双赢的，必将有力推动深港高等教育双向的交流和互动，为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4.设立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珠研院”）是澳门大学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一个重要产学研平台，致力于推动科学研究、产业孵化和人才聚集，是粤澳产学研合作的典型案例。珠研院依托澳门大学的优势学科力量，在深合区构建了多个研发中心和商务培训中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国际化的产学研合作平台。该院走出了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新路径，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再如，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已开展的联合研发、委托研究等商业项目超过50项，合同金额超过3400万元，涉及微电子、中医药、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比如，探索建立合作新模式，2019年与珠海华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设澳大—华发联合实验室；探索跨境产学研合作新模式，与乘木科技（珠海）有限公司共建“数字孪生＋”联合实验室。又如，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培养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也为企业输送高素质的科研和技术人才，促进人才培养和聚集等。

5.暨南大学继续教育“暨教云课堂”。继续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非学历培训、自学考试三种。近年来，暨南大学教育学院从继续教育的三种形式出发，不断探索大湾区高等继续教育在线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打造了时时处处、随时能学的信息化“暨教云课堂”平台。该平台打通了底层数据库，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实现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数据互通，可实现课程互认、学时互认，推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通过多种渠道有效结合，推动海外、大湾区继续教育多种方式的合作与融合。特别是在构建智慧教育环境、实现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方面值得借鉴。比如，与“雨课堂”教学软件深度融合，任课老师把课程的教学从单纯课堂教师讲授前移至课前的预习，并后延到课后的复习反馈，形成“课前—课上—课后”的全过程学习，教学评价体系也摒弃了过往“一卷定成绩”的单一考核方式，从结果考核转变为全过程形成性评价，平时成绩的比例增大到40%。比如，根据区域特色和市场需求，推行定制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体现区域特色的人才培养内容模式。特别是面向港澳学生，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社会发展导论》等国情教育课程加入教学计划中，并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促进了港澳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

（三）独异性视角下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的经验分析

以上典型案例，在发挥粤港澳的独特价值和潜力，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化合作进行了有益探索，值得借鉴。

1.注重资源整合与共享。五个案例都具有资源整合与共享的明显特征，通过土地、教师、教材、课程、图书、实验室等各类独特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效率，这实际上是对粤港澳三地独异性资源的充分整合与运用。正是善于注重资源整合与共享，广东省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总数一直位居全国榜首，2021年达13家。

2.突出产学研一体化。粤港澳高校与企业发挥各自优势，紧密合作，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成功孵化出大疆无人机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极大增强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目前，大湾区拥有1个国际实验室、4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6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均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22）》显示，2017—2021年，大湾区发明专利公开总量达176.90万件，年复合增长率达14.46%，位列四大湾区首位；PCT专利公开量13.68万件，是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3.19倍和3.81倍。

3.强化政策支持与引导。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见表1）。特别是澳门大学在横琴租地办学，更是离不开中央的支持。

（四）独异性视角下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的风险挑战

莱克维茨认为，这个文化空前繁荣、特性得到空前尊重的时代一方面有进步性，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不少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认同危机、自我实现的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看到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独特价值和潜力的同时，其独异性带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1.合作要素流动受限。由于制度、法律、关税等多重因素，粤澳高校之间在人才、科技、资金、大型仪器设备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上存在障碍。以个人最高边际税率为例，香港地区为15%，澳门地区为12%，而珠三角九市为45%，远高于港澳两市。再比如，内地对跨境资本有严格的审查机制，而香港、澳门在关境政策制订上则有着较高的自主权，可作灵活调整，三地在跨境金融监管制度建设上水平不一、标准相异，间接影响了资金的有效流动。

2.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体制的差异导致合作框架协议尚不明确，合作的实质性、战略性及系统性有待加强。以“粤港澳高校联盟”为例，联盟内部除设立章程外，其他配套的监督管理制度不足。在联席会议和理事会议合并的框架下高校合作较为松散，多停留在务虚阶段，大部分高校联盟除签署创盟协议、召开会议论坛外，少有开展人才培养标准、联合培养、实习就业、专业资格认同等具体且深入的合作。

3.文化认同面临挑战。尽管粤港澳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但由于香港和澳门地区都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且回归后依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其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思维习惯、学术语言、价值追求、发展范式以及课程体系等都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人心回归成为港澳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独异性社会认同危机的体现。以香港为例，价值观念的偏离已带来实践领域的诸多社会问题。据香港警方公布的数据，在“修例风波”中共有8001名违法人员被捕，其中3286名学生，占被捕者总数的41%，学生中六成是大学生。因此，实现教师和学生等学校主体精神文化的同向融合既是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内在基础，也是重要的题中之义。

表1：中央和地方支持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政策

发布日期	名称	发布单位	支持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政策表述
2019.02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	第四章专门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出部署；第八章第一节专门对“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作出部署，提出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其它多个章节均涉及教育、科技、人才工作
2019.08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支持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立健全适应“双元”育人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
2020.11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	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	该规划提出要使三地各展所长，全面推进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创新、合作服务，立足大湾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需要，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把大湾区打造成为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枢纽以及内地与港澳教育全面合作发展的生动典范，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国际教育示范区
2021.09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前海合作区引进港澳及国际知名大学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建设港澳青年教育培训基地等
2021.0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	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高标准建设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院校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构建技术创新与转化中心，推动合作区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点。完善外国人才签证政策，便利国际人才参与合作区建设。支持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建设国家级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
2022.06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国务院	稳步推进粤港澳教育合作。在南沙划定专门区域，打造高等教育开放试验田、高水平高校集聚地、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新高地。支持依法合规引进境外一流教育资源到南沙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

4. 国际化程度依然较低。大湾区在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待加强，国际人才的比例及对大湾区建设的贡献度远远低于预期。2022年，深圳和广州国际人才的比例仅为0.2%和0.36%，远低于上海（0.73%）和北京（1%）；即使是国际化程度明显较高的香港，在2016年时的水平（8.6%）也与纽约（36%）和硅谷（50%）存有很大差距。依靠大量奖学金吸引的留学生在大湾区建设中也罕有参与。再比如，2012—2022年，内地大学生在香港、澳门高校的外地生源中平均占比达70%、93%以上（见图1、图2）。特别是澳门高校师资队伍“亚洲化”和学生“内地化”的特征比较明显。2019—2020学年，占教职员总人数1/3的外地教职员中，来自北美地区的仅占7%，欧洲的仅占6%；注册的学生外地生仅有2%左右来自海外地区。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独特使命与思考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④同样，高等教育发展不应该只有西方所谓的普适模式，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探索与实践，无疑是走向独立自主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重要尝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对独异性概念对大湾区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在“一国两制”框架和“求同存异”原则下，大湾区高等教育应更好承担起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服从服务于“国之大者”的独特使命。

（一）尊重和善用粤港澳三地法律、制度等独异性优势，探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新路径

“互联互通”是《规划纲要》的高频词，融合发展、协同高效是大湾区建设的关键问题。2021年3月，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又再次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教育领域为突破口，积极寻求大湾区不同规则制度下的“最大公约数”，为不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对接和融通提供经验和参考，意义重大。

一是建立粤港澳高等教育特区。可借鉴建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经验，在深圳、横琴等地设立粤港澳高等教育特区，赋予其更多政策支持与自主权。高等教育特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而且能够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探索。二是扩大三地交流互认。探索适应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特点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促进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和互联互通。比如，以粤港澳高校联盟为平台，尝试在同类型院校间建立学分互认、学历互认和教师资质互认等机制，进而推广至所有高校。比如，鼓励粤港澳各方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平台，不仅有政府之间的协作机制，而且支持工商企业界、学术界等建立联合运行机制。三是加强相关法律供给。以合作办学为例，目前港澳高校到内地合作办学主要依据的是教育部2003年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该条例制定的历史背景与大湾区建设的现实差异较大，也没有为内地高校到港澳地区办学提供明确指导和规范。因此，亟须针对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研究并制定专门的法规条例。四是建立高层级协调机制。设立中央和地方层面的专门协调机构或委员会，负责协调和解决法律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问题。该机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评估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提出改进建议。比如，粤港澳三地政府可设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协作委员会，负责落实已有的合作协议和规定，推动教育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的突破等。

（二）尊重和善用粤港澳三地科创、产业等独异性优势，探索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路径

《规划纲要》用专章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出部署，强调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提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这些都为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作出了顶层设计。一是整合资源，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大湾区拥有多所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可通过整合资源，建立跨地区的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推动5G、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等产业项目的投产，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市场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比如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珠海澳科大科技研究院，都是很好的探索。二是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鼓励国际合作，吸引全球优秀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入驻，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推进科技创新要素跨境便捷高效流动，促进创新环境和生态的持续改善，如科研资金跨境使用、设施共享、科研物资通关便利化、科研人才税收优惠政策等。探索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三是加强重大科创平台建设。积极搭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如“两廊”（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和“两点”（深港河套创新极点、粤澳横琴创新极点）。探索在“两廊”“两点”等地启动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集中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平台，如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四是防范新科技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新技术的走向和运用并没有很好的规则约束表示担忧。为驾驭好新科技这列高速列车，大湾区亟须科学合理规划新科技交通网络，提高调度中心的管控和协调能力，确保其始终在正确轨道上奔驰。

（三）尊重和善用粤港澳三地科教、开放等独异性优势，探索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新路径

大湾区的建设是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试验区，通过不断推进教育合作，构建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打造具有多元化、特色化、开放性特点的现代化国际教育示范区，为独异性社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积累更多经验。一是建立国际教育合作区。探索在大湾区内设立国际教育合作区，加快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形成教育集群效应，提升整个区域的教育国际化水平。通过引进国际优秀教师和学者，鼓励本地教师出国交流和进修，促进师资国际化。通过建立跨国科研合作平台，促进三地高校与国际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和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理解。二是在横琴开展独立办学试点。允许境外高等教育机构独立办学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开放举措，有助于提升区域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国家已经在海南自由贸易区开了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的先河，建议在横琴开展试点，允许港澳高校或国际高校独立办学，或允许由港澳资本独立开办国际学校，以更好地引进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科研成果，条件成熟后再在大湾区范围内复制推广，为打造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奠定基础。三是推动粤港澳高校更好发挥“走出去”优势。深圳大学在香港办学，为“走出去”作出了重要探索，但总的来说这依然是一种“内循环”。如前文所述，大湾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依然较低，要发挥好“三文四语”、与世界接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紧密等独特优势，更大力度走向国际社会，承担起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历史使命。四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并积极推进“在地国际化”。总结借鉴“暨教云课堂”的经验，充分开发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大学的围墙，改造线下课堂，整合社会中一切有利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服务，增强学生学习体验，从而吸引更多优质的境外生源到大湾区学习。

（四）尊重和善用粤港澳三地历史、文化等独异性优势，探索增强青年国家认同新路径

如前文所述，独异性社会和港澳特殊历史及生活方式都会带来青年认同危机。历史告诉我们，唯有人心所向、国民同心，国家发展才会臻于完善、成熟。在大湾区不断加强对外联系、促进文化多元的同时，预防人心背离、崇洋媚外情况发生，做到既能“引进”，也能“走出”，既能“走出”，也能“回流”，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需要平衡的关键问题。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为三地青年交流提供便利的签注、就业指导和生活配套服务，如奖学金、研究资助、创业支持等，创造有利于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的环境,促进港澳青年到内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同时，建立激励机制，表彰在促进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二是推广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在三地高校中推广统一的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开展学生互访、学术研讨会、文化节等文化交流项目，让三地青年有机会亲身体验和了解彼此的文化特色和历史背景，如“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等活动。鼓励和支持三地教育机构合作开发跨学科、跨中华历史文化的国情教育模式和课程，如“暨教云课堂”面向港澳学生的国情教育课程。三是强化师资培训。特别是对于在三地任教的教师，提供跨文化教学能力的培训，使他们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同时培养国家认同。四是用好媒体与网络平台。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平台，创建粤港澳青年交流的在线社区和论坛，分享各自的文化经验和生活故事，宣传国家的发展成就和港澳青年在内地的成功案例，让青年跨越地理界限，随时随地交流思想，增进相互理解。

责任编辑李世晨

作者简介：

唐利军：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略：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公共行政课程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港澳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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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军 李略 ｜ 独异性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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