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当《三枚旧金币》出版时，她构想了一种“漠然”策略。局外人（她坚持认为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局外人）必须漠视男人的雄辩、自大，尤其是好战：

《三枚旧金币》是写给“某位先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想象中的公众从职业女性扩大到了受过教育的男性。在1931年的演讲中，她机敏、从容又充满感情地同女人们交谈。而现在，她以冷静而耐心的礼貌态度对“某位先生”说话。这样做的目的是说服听众，而不是像《一间自己的房间》那样消除听众的敌意。《三枚旧金币》理性地审视了支撑父权制律法的那些可疑的情绪、未说出的假设和含混的言辞。她使用的是该律法本身的方法，即长篇累牍地论证有事实支持的论点。对于女性读者来说，这种冗长的论证是不必要的，不过，脚注中的材料很吸引人，而她对十九世纪女性更为隐蔽的抗争所做的分析同样精彩，比如，她分析了决心学医的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和中年时违背父亲意愿、不肯嫁给他的牧师的夏洛蒂·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最令人生畏的斗争不是与外部的斗争，而是与自己、与那些根深蒂固的让女性贬低自我的观念的斗争。

她指出，男性也被自己的虚构观念奴役着。他让自己变成工作的奴隶，只为保护他想象中的无助的女人。他以同样的虚构观念煽动战争狂热。恶性循环便持续下去：为了索取对这种自我强迫的补偿，他变成一个“对同情上瘾的人……要求补充精神能量；或像希特勒所说的，一个需要休整的英雄；又或是像墨索里尼说的那样，一个需要女侍包扎伤口的士兵”。一条脚注提到，英语文献中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让女性就职于教堂、证券交易所或外交部门的提议依然遭到强烈阻挠，这“敲响了我们身体里的警钟；一种交织在一起但又非常喧嚣的吵闹声在重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你们不能……”

她开始写《三枚旧金币》时，心里平静地相信，五十五岁的自己终于“走了出来，把伪装扔在一旁”。1937年夏天，她怀着狂喜的解脱感写下这篇文章，感觉自己“像陀螺一样在丘陵上旋转了好几英里”。她构想了一种投票权，它不是为了支持某个政党，而是为了反对整个权力体系，她说：“我觉得自己至死都享有投票的权利，我摆脱了所有的谎言。”

《三枚旧金币》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弗吉尼亚·伍尔夫因此被称为英格兰最杰出的檄文执笔者。这本书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但伦纳德一直对其态度冷淡，她的大多数密友，比如梅纳德·凯恩斯和薇塔，也都对这本书不以为然。昆汀·贝尔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我亲爱的小姨到底想要什么呢？……没有人想打仗，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 做了想做的事，也就是出卖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让他们变成奴隶，以换取几个月心惊胆战的和平，哦，这样做可真是种解脱。人人都害怕极了，到最后，我们只能战斗，因为除了自己，已经没有人可背叛了。当法国人那样做时，我们惊慌失措，像困兽一样战斗。在其中，我看不出女人比男人更好战或更不好战，而且，对于军事荣誉这个概念，除了不怎么了解1914年战争的老埃塞尔夫人和其他保守派的上流女士，没有人有任何想法。”

看起来，和平主义的反对者们担心即将到来的希特勒势力是对的，他们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探讨的是“一战”中过时的问题。不过，如果跳出1935年至1939年的历史语境来看，她反对统治集团纵容男性暴行的观点对何时何地发生的战争都适用。当时，她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她曾说，在《细察》杂志上受到攻击并被朋友们送去考文垂是一种有益的解脱：“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感到背后有一堵墙支撑着我。不过逆着潮流写作有种奇怪的感觉：完全无视潮流是很难的。但我一定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