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是这两年特别热门的话题。“不出海，就出局”，可能说得有点绝对，但也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后，基于我们在方方面面积累的产业能力，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今天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也给企业出海带来了新挑战。对这20年的发展，许教授从商学院角度，我从财经媒体角度，都有长期观察。我也有很多问题想向许教授请教和探讨。对出海，很多人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许教授如何从全球化角度来定义企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看。一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二是对外投资，如联想集团收购 PC业务，2012年收购德国的普茨迈斯特；三是技术出海，如中国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又如三峡集团在欧洲和南美的拓展；四是品牌和管理模式的输出，如海尔集团对外输出了“人单合一”模式。2024年1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派团队参加了美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分会年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人单合一”，会后美国管理会计分会会长专门给我写了封信，说“It’s eye-opening”（它让人大开眼界），可见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创新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谈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我觉得一个转折点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743亿美元，2022年就达到了62509亿美元，增长的幅度非常大。

中国在2020年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政府也希望中国出现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一定要出海？

从比较传统的角度看，首先是为了获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矿产，以及人力资源。现在东南亚、南美、非洲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东南沿海低，“走出去”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

其次是拓展市场的需要。中国市场的竞争大概是全世界最卷的。最近见到中欧的一位校友，他们公司的产品要出口，谈判时报了一个价，对方就接受了。他们报的是人民币的价，对方认为报的是美元价，差了七倍。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中国市场的价格竞争真的非常残酷也是现实，而海外市场的空间相对要大一些。一些企业管理者跟我讲，即使把美国要加的税算上，他们的产品仍然有竞争优势。

最后是技术发展的需要，既包括中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也包括到国外吸收有价值的技术。当然，从短期、中期来看，贸易纠纷、贸易战会持续升级。我认为我们应该头脑冷静，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增加很多限制，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基地有必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再从那里出口到欧美。只有“走出去”，变成像平台一样的具有辐射性的企业，企业才能扩大影响，赋能周边。如果你不“走出去”，最多也就只会赋能中国周边几个国家。如果你能走到欧洲，走到美国，把平台做起来，那么你就能向全球辐射，企业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去”应该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全球市场不是中国市场的“拷贝”，它对出海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指出：“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从商学院教授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出海对企业以及企业家，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新要求？

首先，出海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理念、格局有新的要求。你要关注的是全球市场，而不只是守着眼前看得见的市场。这就需要全球视野，需要掌握各个市场的知识。比如我们一直待在国内的人很难想象，在西方很多国家，宗教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你要在一个国家真正把业务做成功，就要关心它的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体系，以及历史，更重要的是对其法律法规有了解。

又如从国别风险识别的角度，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货币兑换自由，法治比较健全，人均收入水平高，但对中国企业来说，要经受“走出去”的投资审查。新兴市场的问题则往往是，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波动严重，法律和市场监管规则不健全，合规风险比较大。

2023年我和时任国资委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杨亚先生进行对话，他曾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CFO，国家电投集团副总经理、CFO，他指出到欧洲投资和到巴西投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欧洲投资，中国企业靠自己，有可能做得很好；但到巴西投资，如果不找一个当地合作伙伴，或者不是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别国企业很难做好，因为巴西的法律法规很复杂，也不太透明，还经常变。

除了要了解外部的情况，还要了解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差异。当你走进海外市场时，要意识到按国内的方式管理国外的企业，很可能是行不通的。你发现与工会打交道变得很重要，对国外的员工不能像中国一些企业里的员工那样搞“996”，这在美国或欧洲很多国家完全不可能。你的公司治理、管理都要随之调整。

您曾经提出，出海后，企业只有把资产、业务、人员管理的整合，文化的融合做好，才能成为有生命力、有扩张能力的公司，企业的市场价值才能提高。在今天的出海浪潮中，企业如何才能行稳致远？您能不能给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这个问题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研究，我想从平台企业的角度去谈。因为最近这七八年，大家都意识到，链主企业、平台企业的重要性非常显著。像苹果公司，就是典型的链主企业、平台企业。有研究表明，平台的设计提供方大概可以拿到整个价值创造中50%的份额。未来的企业，到底是做平台的设计提供方，还是做平台的参与方，抑或所有平台都参与不了，这将决定企业的命运。中国企业出海一定要理清楚，你是作为平台设计方走向国际，还是为资源方参与国际交流，还是作为用户加入别的平台。

要成为平台设计方，首先要有一定规模，联想这点做得非常好，联想一直坚持，哪怕影响短期利润，也要把自己变成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用规模赢得上游供应商（如、）更有力度的支持。熊彼特在提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里，也谈到过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说，如果企业只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生存，那么它是没有经济地位的。

真正重要的企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要打破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造就一种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地位，要有一定的“垄断性”，也就是要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只有到了此时，企业才真正可以做一个平台设计方，再吸引其他资源方进来。所以，坚持不断的创新，在技术和效率上保持走在你的竞争对手前头，这是一个关键。联想作为世界销量第一的PC企业，具备了平台属性，而且是全球性的，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联想在全球产业领域有很大影响力。

根据我的观察，联想平台对于外部最重要的赋能，供应链肯定是其中之一，此外是通过平台，将全球各地差异很大的业务整合起来，逐渐降低交易成本。我们要尊重本地差异化，但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会增加管理的复杂性，降低企业的整体利润。因此，既要尊重地区的差异性，发挥当地的积极性，又要将战略互补性、战略协同性结合发挥；既要尊重差异化，又能通过整合供应链和管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信息不对称是企业管理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利用私有信息获取信息租金，而信息租金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下降。一个平台最重要的赋能功能是其通过获取信息、分享信息，降低生态体系整体信息租金的能力。大型企业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在平台设计和提供方面也应有更大的作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念与格局是企业能否行稳致远的第一要素。一家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其比其他参与方更优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租金，也可以主动限制自己获得的信息租金，追求整个平台生态体系的最大效率提升和长期价值创造的能力。我觉得一家真正行稳致远的企业不应该走第一条路。

在企业出海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很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乃至于民粹主义都在上升。出海企业如何建立身份认同，变成一件需要思量的事情。您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提到过，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要做一个优秀的世界公民，只有做了优秀的世界公民，才能够真正创造价值，对母国也产生更大的价值。在这方面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这其实是我最近几年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尽量减少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经济开放、全球化、企业“走出去”的干扰。最重要的是真正把企业做成功，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联想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中国企业，在IT、高性能计算、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能够在影响力层面兼顾主动性。

但我们的出海企业，需要充分了解当地文化，并落到实处。中国企业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是需要靠实践做出来的。同时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愿意耕耘当地、融入当地，而且为当地做出贡献的好的企业公民。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界面问题。需要摒弃一些舆论噪声困扰，在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共创价值。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跟您的经济学背景有关。国际贸易里有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萨缪尔森也有很多研究。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您对企业全球化有哪些观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全球化成了一个糟糕的事情，我们要为全球化辩护，从理论上正本清源。198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同时也在大学做兼职。第一年是做助教，从第二年开始我就给本科生上课。我教的第一门课就是“国际贸易”。那时在主要商学院和经济系的课堂里，如果有谁挑战全球化或者质疑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他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不像现在，挑战全球化好像变成了主流观点。

大卫·李嘉图说，只要我们两个之间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差异，就可以相互贸易。哪怕是你在生产所有的产品时都很强大，而我在各个方面都更弱，但只要我们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就应该交易。先进国家一般在高端产品生产方面有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在低端产品生产方面有比较优势。根据当时的理论，哪怕是我生产低端产品的绝对优势不如你，但我有相对优势，所以我就生产衬衣这类低端产品，你去生产飞机、芯片等高端产品，然后通过交易，你们发达国家受益，我们发展中国家也受益。

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快速增长，给西方企业和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德高望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2004年，萨缪尔森89岁时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挑战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他指出，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生产飞机，发展中国家生产衣服，自由贸易对交易的双方都有好处，但关键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会永远生产衬衣，它以后也要去生产飞机。

当这些企业进入发达国家企业擅长的领域时，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在一定的假设下，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变得不是相对更糟糕，而是绝对更糟糕。刚好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所谓“锈带”现象，即老工业区的衰退，这就印证了萨缪尔森的理论。2004年，我看到萨缪尔森这篇文章时，觉得这个老先生是老糊涂了。没想到后面2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贸易体系的改变，竟跟萨缪尔森的预测完全一致。

那么西方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封闭、保护起来？也不见得。假设我是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我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我可以要求本国建一个围墙把自己保护起来，但其他国家的企业还是会发展，这样我只会变得越来越弱。

真正伟大的企业应该怎么做？应该勇敢地迎接、应对来自全球的竞争，然后自己调整，加快研发创新，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中国进入飞机、芯片领域了，你就要不断地升级，找到更高的新比较优势。所以，哪怕萨缪尔森的理论是正确的，我觉得美国人也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要跟中国企业竞争。这样中国企业会进步，美国企业也会进步。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大家都能发展，这比分裂成几个各自保护的市场，对人类而言有更好的前景。

《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