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深瞳工作室 科技日报

◎ 作者丨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实习记者 代小佩

◎ 编辑丨刘莉

这些机构，以翻译公司、科技服务公司或文化传播公司之名，行论文买卖之实。从论文撰写、选刊投稿、审稿改稿到最终发表，提供“一条龙”服务。

论文中介，怎么就能做得风生水起？

“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

2010年初，《长江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披露了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发现：买卖论文在我国已形成产业，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

现在在百度上以“发论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排名靠前的几家网站中，均有客服表示可以“代写”“代投”。

更有门路的机构，则直接打入了科研人内部。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李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介会混进学会的一些微信群，加科研人员为好友，在朋友圈里推广他们的业务。“我之前拉黑了好几个。”

几年前，因为选题需要，科技日报记者曾与某在京论文中介公司的客服辛科（化名）接触。近日，记者再次登上许久不用的账号时，发现辛科仍然“敬业”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发来问候：您好，请问现在有论文发表的需求吗？

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是一家研究院，和海内外科研团队均有合作，出的论文全是“一手货”。机构业务范围广泛，从著作教材、专著专利到课题申报，只要是职称评审和毕业需要的，他们都能“保驾护航”。

得知需求，再匹配需求，这一套流程，辛科已经做得驾轻就熟。他定期在QQ空间贴出已经被杂志接收的只需要小修的论文，如有客户需要，交易后更换或者加上买家名字即可。“时间紧就用已经通过的论文，要是时间宽松，就拿还在走流程的论文，或者再找人给你写。”

记者表示，需要一篇影响因子不限的电子信息方向的SCI英文论文。辛科开出“底价”——7万元。他表示，只要交了钱，买家什么都不用管了，等着就行。

“有些心虚啊。”记者跟他闲聊。辛科觉得记者有些“矫情”：“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想，生意还做不做？发表论文，关系到评职称和毕业，都是人生大事。”

后来，科技日报记者又在网上联系了其他中介机构。

中介公司为什么能包发包过？

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些公司中，有的可能真有门路，和期刊编辑部有来往；或者确实熟悉论文发表的套路；但有的，只是虚张声势。

但就算被骗，敢舍下脸面报警打官司的论文买家，也是少数。

前两年，为帮助在某985高校读博士的前女友，刘洋（化名）决定帮她买论文。

他知道，这个市场“水深”。稳妥起见，刘洋找到大学时交好的老师，请他推荐论文代写代投中介。

果然，熟人推荐的中介“靠谱”。刘洋和中介在微信上聊了几个回合，很快谈妥，交了2万块定金。“收到初稿，修改，然后又收到了回执和录用证明，整个过程挺顺利。”

刘洋买了两篇论文，都是以金融为主题，每篇不超过4000字。一篇北大核心，一篇南大核心，代写代投机构还送了一本书的副主编署名。

这一切，花了刘洋10万元。“拿着这些材料，去个三流大学，评副教授都够了吧。”刘洋自己并没有从事科研相关工作，对科研诚信，他表现出的态度是无所谓。“花钱买论文，对一些人来说算是省时省力。你自己真心要做研究，文章写得也特别好，那是不愁。要是完成不了，无法毕业，或是职称晋升有阻碍，买论文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他也知道，找枪手肯定不道德，但“违法不违法我不知道”。

其实，期刊编辑在工作中，也在和代写代投机构“斗智斗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刘清海曾撰文称，在目前国内论文造假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科技期刊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心血用于防范学术不端文献的发表。

他分享了个小故事。2014年4月底，他在处理一批退修稿件时发现，有几篇稿件超期还未修回，考虑到作者费钱费力做研究不易，就打电话和作者沟通。结果，接电话的人自称是作者的先生，反应也很淡漠。刘清海感觉奇怪，搜索后才发现，论文作者单位为天津某中心医院，留下的手机号码号段却在广西桂林。

后来，刘清海找到作者单位座机，辗转联系上了作者。这位作者解释，之所以留下的是桂林的手机号，是因为该论文由南方的同学帮忙投稿。“两人说法是矛盾的。”刘清海判断，此篇论文为代写代投。

他总结了代写代投论文的几个特点：一般来说，论文作者数量较少；采编系统中所留作者信息量少；采编系统中只留手机，手机号码所在地与作者单位所在地不符。具体到论文本身来说，学术不端文献检测能通过，但显示“可能已经提前检测”。刘清海分析，应该是代写代投机构熟悉编辑部运作规律，因此，提前通过特殊途径查重，剔除或修改重复文字后才投的稿。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肝胆胰外科杂志》编辑部曾分析了该期刊从2015年1月到2016年7月投稿系统中来自不同单位却使用同一密码的86名作者及其所投的93篇稿件。经编辑部综合审定，其中82篇初步认定为代写代投稿件。他们指出，从目前来看，代写代投现象没有得到改善，且必将长期存在，期刊编辑仍然要长期面对这些混杂在来稿中的代写代投稿件。

专家建议将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入罪

此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七届五次全委会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指出，近年来，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伪造论文评审意见、雇“枪手”代写基金申请书等新情况时有发生。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陈宜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没有对其处理的途径，他呼吁有关部门严厉惩处，遏制这类问题继续恶化。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张莹所在的代写代投机构显示注册地为上海黄浦区。科技日报记者拨通了上海黄浦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认为，论文代写代投机构不归他们管理，应属于文化领域类。“至于具体归谁管，要咨询有关司法部门。”辛科公司所在地为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论文代写代投机构归谁管。

据媒体报道，2017年中国科协相关领导曾公开表示，要共同商请中央网信办、国家工商总局开展清网行动，打击代写代投论文“黑中介”。但到目前，此事未见后续进展报道。相关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对这类中介机构，确实缺乏有效监管，也缺乏监管的有力依据。

印波指出，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其实，论文代写代投事件的处罚主体，往往还只是购买、代写的“体制内”主体——像学校的学生、老师、科研人员等，对于外部的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中介机构，依旧缺乏足够的规制手段。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认为买卖代写代投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很少有出于署名权的专属性考虑，认定买卖论文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在所买卖的论文涉嫌剽窃时，才有可能由被侵权人追究买卖双方的连带侵权责任。

在印波看来，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无法有效地惩治买卖论文的行为，更不足以对第三方中介机构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他直言，对于这一扰乱科研秩序的行为，需要运用刑法予以规制。“刑罚应当成为打击组织论文买卖、代写的强有力手段。”印波研究过国外的一些做法。2018年，爱尔兰立法禁止论文造假，为学生代写论文或代人参加考试等成为犯罪行为，发布与这些服务相关广告的人也构成犯罪。

前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不过，在刑事上，我国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除了在论文买卖过程中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外，现实生活中众多的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均无法以刑事规制。“适用刑法条文规定的相关罪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障碍。”印波指出。

论文买卖、代写大致包括三类主体：一是论文需求方，二是中介机构，三是论文的代写方。印波认为，三者相较之，组织者即论文买卖、代写的中介机构的危害最大，且存在监管空白，对其进行刑事规制也更为紧迫。

印波建议，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增设新条文，将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列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中。另外，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的论文范畴建议限定在学位论文、职称论文、期刊论文以及与国家级科学基金相关的申请书及结项报告等。在量刑方面，可以参照组织考试作弊罪，采取自由刑和罚金相结合的形式。

“组织论文买卖、代写行为，不仅破坏科研秩序，浪费科研资源，还践踏学术公平原则，产生大量现实危害。”印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有了对应罪名，能对这类行为构成威慑。但是，真正要建设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还要从写作主体自身学术道德修养、行业的自律与监督和法律规制三方面同时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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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代写代投、包发包过，论文中介机构怎么这么“牛”？》